新年伊始，从刚收到的第1、2期《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家》、《青年文学》、《四川文学》等刊物看出，1999年的一些文学期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小说等纯文学作品的数量大幅减少，甚至退居于次要位置，而思想、文化、经济、社会、个人性的随笔、散记、杂文、回忆、传记、新闻特写等非虚构和跨文体的文章比例大大提高，刊物的栏目和内容普遍表现出一种向大文化靠拢的“泛文化”的趋向。
首期《北京文学》的非虚构文章占了50％以上，栏目有：“声音”，刊登了一篇关于作家责任的思考文章；“世纪观察”，刊登了邱华栋记述北京最新市景的《北京地图册》；“记忆”，刊登了张抗抗等人的两篇回忆文革生活的文章；“旧文新读”，刊登了遇罗克的《出身论》，此外还有“思想”、“人物”、“大境界”等栏目。
《小说家》第1期只有两个短篇小说，放在全刊末尾，占全刊文字的8％左右。本期以“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结账”为全刊主题，几乎通篇是理论、人文、文化、史记类的非虚构文章。开篇是资深编辑崔道怡等人关于新时期短篇小说评奖工作的回忆与评论；接下是青年学者孟繁华等人对百年人文研究的评说；“坐看沧桑”一栏刊登了两篇论述文革文学的文章；“风雨怀故”一栏刊登了著名报人《储安平评传》。
《上海文学》第1期保留了中短篇小说的主打地位，但又大大扩充了理论、评论、随笔和史记类的文字。如新增的“思想笔记”栏目意在听到知识界的各种思想声音，刊登了两篇思考性文章；“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一栏刊登了吴亮的文章，论说日常生活在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此外还有“人文随笔”等文化思辨性栏目。
《青年文学》、《四川文学》也均以非虚构文章占全刊一半以上为显著特点，表现出较大的变化。
改版的文学期刊明显地表现出刊物的定位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现实，贴近社会，而对文学圈内的偏爱则退居其后。这是一种编辑方针的变化，但更是一种经营策略的变化。反映出文学期刊正在面对更开放的社会和更开放的市场，面临更剧烈的市场竞争。刊物面对越来越发展的市场机制和众多的同业对手，在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同时，不能不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文学期刊改版的最显著特点是作为文学刊物的纯文学内容大大减少，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人文科学各领域的大文化内容大量激增，同时对文体的区分已不重要，非虚构的和兼有多种文体特点的跨文体作品崭新登场。《北京文学》就开始不标明文体，其中邱华栋的《北京地图册》一文很难界定是报告文学，还是特写、随笔或其它样式，它用文学性语言夹叙夹议，带有新闻性、纪实性地记述了北京九十年代以来发生的城市变化，很有新鲜感。这种跨文体写作的变化反映出现代化发展与文化的联系，文化的各门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呈现综合的趋势，读者在快节奏生活中更热衷关心与身边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性非虚构作品。这种变化有点类似国外某些综合性文学刊物的样式。但另一方面，纯文学位置的缩小又暴露出商品经济对不太具有竞争力的严肃文艺创作的影响仍然不容乐观。文艺作为精神产品也要进入市场，也需要市场调节，这在通俗文艺中不成问题，高雅文艺当然也有市场问题，特别是由于它的许多载体，如新闻出版，本身就是较强的文化产业，但高雅文艺本身又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创造，是民族精神文化财富的积累，而且往往是不带功名利禄之心的艺术创作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维护这种具有民族大计性的创造既需要必要的扶持，又取决于它在时代民族生活中的作用走向。因此，文学期刊向文化的转向可能是一个有多重含意的变化，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需求与纯文学现状之间的差距，一方面又反映了严肃文学创作的艰辛；一方面反映了艺术和科学综合化的学术创新趋向，一方面又反映出文学作为一门艺术自身的弱化；一方面反映了市场机制促进了文化的通俗化，一方面又反映出文化消费远离优秀的高雅文艺后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从长远看，尤其是青少年对优秀纯文学作品阅读的越来越少，将不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改版的文学期刊的一些新栏目和文章还反映出当前文学界、知识界仍处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精神的沐浴下，思想笔谈开始成为刊物的热门栏目，读者对直面社会现实的精辟议论十分欢迎。另外，文革研究正在成为新的文化热点。
不过，文学期刊的文化化是否能赢得更多的读者，现在还不能断言；文学期刊文化化的利弊长短，最终还要看它能否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优秀作品。
